论中国古代散文，必提“唐宋八大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与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和王安石作为唐宋时期在散文创作领域极有成就的八位作家，后世并称为“唐宋八大家”。那么这一并称是从何时开始的？清代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竟然是当时的“考公”必读书，这是怎么回事？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大量选编我们现在并不太熟悉的曾巩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
三全本《唐宋八大家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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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所以是目前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这八位作家的并称，其实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历程。清代朴学大师、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在其课徒之余所写的读书札记集《九九消夏录》中有一条“八先生集”，其中说到：“唐宋八大家之选，始于茅鹿门。”即 “唐宋八大家”这一名称是明代散文家、藏书家茅坤（号鹿门）最先在其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提出来的。但同时也提到南宋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和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集”是“八大家之滥觞”。那么，“唐宋八大家”这一并称到底起于何时呢？南宋吕祖谦是与理学家朱熹同时并曾合编《近思录》的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在1173年至1174年间为便于门人学子学习科举之文而编选了《古文关键》二卷，选取唐代韩愈、柳宗元与宋代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和张耒八家的散文六十余篇并进行评点。此后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唐代韩愈、柳宗元与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和苏辙的文章为《唐宋六家文衡》（苏氏父子为一家），第一次集中选编后世常说的“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为“唐宋八大家”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三全《近思录》
南宋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虽然因为所选作家有张耒而无王安石，与后世“唐宋八大家”所涵盖的作家并不一致，但在“唐宋八大家”的形成及唐宋古文经典化进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明代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时除了《古文关键》中张耒的两篇外，将《古文关键》中其他各家的选文全部录入，并正式使用了“唐宋八大家”这一并称。万历七年（1579）仲春，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付梓，一时间，“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唐宋八大家”的名称由此传扬开来。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辽宁省博物馆
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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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文钞》
竟然是古代“考公”必读书？
自从明代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刊行以来，晚明至清末三百余年间，相继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唐宋八大家”选本群，据现代学者研究，有59种之多。但流传最广的是茅坤选编的164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清代张伯行的19卷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在现代，张伯行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因为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丛书集成初编》中而得到广泛流传。尤其是《丛书集成初编》在凡例中介绍其选编标准是：“初编丛书百部之选择标准，以实用与罕见为主；前者为适应要需，后者为流传孤本。”而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无疑是因符合“实用”标准而入选的。茅坤本选编了唐宋八大家共1450篇文章，卷帙浩繁；张伯行本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章仅317篇，简明精要，体量适中，尤其是张伯行选本最初就是作为其所创立的鳌峰书院学子的教材来使用的。
鳌峰书院（重建）
1707年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在福建创立“东南第一学府”鳌峰书院，1709年编成并刊刻《唐宋八大家文钞》用于教授福建九府一州品学兼优的秀才、监生和童生。张伯行在为《唐宋八大家文钞》所写的序中就直言其编选目的之一是“资学者作文之用”。张伯行如此重视对唐宋八大家之文的研读，是因为他自己早年学习完四书五经后，诵习八股文选无法考中功名，于是听从祖父的建议认真研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后才得以考中，这在其子张师栻、张师载为他所编的《张清恪公年谱》中有详细记述。而鳌峰书院学子也不负其期望，在此后将近二百年里，有163人考中进士， 700多人考中举人，主持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经在鳌峰书院学习。张伯行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虽然只有317篇，但将唐宋八大家的传世名篇均已网罗其中，如现在中学教科书中的常驻嘉宾和背诵全文篇目：韩愈的《师说》《马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赤壁赋》，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等等。《唐宋八大家文钞》还直接选录了苏轼嘉祐二年（1057）参加礼部试时所作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这是苏轼参加进士考试的范文。此文被阅卷的诗人梅圣俞评为有“孟轲之风”，也让主考官欧阳修大加赞赏，在《与梅圣俞书》中对苏轼赞叹不已：“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茅坤也评价说：“东坡试论文字，悠扬宛宕，于今场屋中极利者也。”认为此文是科举考场中极好的范本。古代“考公”，除了定期的科举考试外，还有制科考试。制科考试是为选拔非常之才，在科举考试之外不定期举行的优中选优的加试，其等级和难度都高于科举，是古代含金量最高的“考公”选拔考试。苏轼和苏辙在制科考试中分别入三等和四等。两宋三百多年，科举考试出现了118名状元，但制科一二等无人入围，入三等者只有4人，而苏轼是宋朝开国一百多年第一个入三等的进士。《唐宋八大家文钞》选录了苏轼的《无沮善》《敦教化》和苏辙的《臣事策六厉群臣》《臣事策七督监司》《民政策一三老》《民政策二举孝廉》《民政策三去佛老》等多篇参加制科考试的范文。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宋仁宗在读过苏轼与苏辙兄弟的制科试卷后，大为赞赏，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清平乐》剧照
不仅在选文上，张伯行充分考虑到应举学习的需要，在编排体例上也充分考虑到为科举而学习古文者的需要。卷首有每家的“文引”和“本传”，几乎每篇文章后都有提要钩玄或擘肌分理的“评点”指点津梁。由于现在的语文教科书没有选录曾巩的文章，现代读者对“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较为陌生。而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却用7卷128篇文章的篇幅选录了曾巩的文章，张伯行为什么如此青睐曾巩呢？出生于1019年的曾巩，深得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的推崇。欧阳修作为嘉祐二年（1057）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之所以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评为第二名，就是误以为此文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所写，为避嫌而有意为之。欧阳修不止一次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张伯行也在评点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说：“欧阳公之门尽罗天下之名士，而子固（曾巩之字）为称首，公亦敛衽推让。”事实上，欧阳修最初是想将曾巩培养为自己的文学接班人的。与曾巩同年考中进士的欧阳修的门生苏轼也写诗称赞曾巩：“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曾被曾巩引荐给欧阳修的王安石也在《赠曾子固》中称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在北宋，长期沉沦下僚的曾巩的文章被文坛盟主和很多大咖视为“无敌”的存在。
曾巩画像
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对曾巩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曾巩是自孟子以来的作文高手，在其《跋曾南丰帖》中说：“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今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简严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随着起源于北宋的理学的发展、兴盛，备受理学家朱熹推崇的曾巩的文章也成为后世七八百年间读书人学习、效仿的范本，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曾巩的文章才逐渐被冷落。正如理学家朱熹所分析的，曾巩的文章不仅以其蕴含的“理一分殊”等理学思想萌芽启发了理学家，而且文章风格古雅、平正、冲和，符合理学的审美趣味，而其文章写法又如1888年朝鲜生员会试状元黄玹所分析的：“北宋多大家，而法胜者莫如南丰（曾巩），以无法胜者莫如东坡（苏轼）。”有法则可学，无法必难学，因此，后世学习曾巩的人日益增多。曾巩与苏轼犹如诗歌领域的杜甫与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诗尚可学习、效仿，而浪漫飘逸的天纵之才李白则很难学习、模仿。曾巩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不仅写作了很多像《救灾议》这样富有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卓识的政论，也写作了大量章表奏启、诏策诔碑、书札笺记等多种文体的文章，涉及封建文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各个方面。而张伯行创立的鳌峰书院，在其内设的正谊堂祭祀着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位大儒，可见，张伯行是致力于将鳌峰书院建设成为复兴和弘扬程朱理学的阵地。 因此，张伯行选编朱熹推崇的曾巩的大量文章便也顺理成章了。
[宋]曾巩《局事帖》
唐宋八大家是构筑中国传统文化绚烂光芒和深厚底色的一群人，因此图书市场不断出现《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影印本、白文本或简单注释本，但仍无法满足想深入了解《唐宋八大家文钞》读者的阅读需求。本次三全本以同治八年（1869）正谊堂书局刊本为底本，并参校八大家各家别集，原文尽可能保留正谊堂本的原貌。除正文外，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和探索的原序、文引、本传、评点也一并保留。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将一一指陈每家文章之得失的“文引”排到了所选作家选文之前，而将摘引正史的作家“本传”排到了该作家选文之末。每篇文章后几乎都有张伯行、茅坤等人的“评点”，从文章立意及行文结构分析其特点，指点读者如何写作、分析文章。全书所有原文都进行了现代白话翻译。注释和题解部分除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外，在人物、事迹、典故等考订及文章主旨的阐释方面，皆不乏新见。翻开三全本《唐宋八大家文钞》，宛如仰望人类群星闪耀时，可以与历史上最优秀、杰出的大家进行灵魂上的沟通和交流，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找到向上的楷模和前进的动力，这也许是迎接疫情后第一个春天最浪漫的事。
《唐宋八大家文钞》（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全三册）
吕明涛、诸雨辰、韩莉 译注
978-7-101-16045-1
1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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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一北；编辑：思岐）